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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熱鬧的魚市場到蔚藍的玻璃海，仙本那的旅遊經濟正為巴瑤人帶來新的工作機會。有人成為水手，有人販賣漁獲，在海洋與陸地之間尋找生活出路。

然而，在經濟改變背後，沒有身份的尷尬、缺乏教育機會與難以融入社會等問題依然存在。影片透過兩位巴瑤族青年的故事，記錄這個海上民族如何在時代變遷中把握機遇，並嘗試為下一代創造未來。

記者： 鄭健宇  朱超盟  馮睿  毛英民

（這是環球傳播四位碩士生共同完成的作品。他們於今年6月前往馬來西亞仙本那採訪巴瑶族人。此次海外拍攝，經費獲得香港新聞教育基金資助港幣三萬元。）

相關圖片集: 仙本那巴瑤人的無岸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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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國原創潮玩 IP——LABUBU 憑藉其獨特的藝術魅力與個性形象迅速風靡全球，限量款產品一經發售便引發搶購熱潮，頻頻出現「秒殺」的盛況，形成「一 Bu 難求」的現象級文化消費熱點。

記者：蔡博燊 高梓銘 張迅 武田真 呂佼素

（這是本學院新聞及傳播學系本科生蔡博燊和山東青年政治學院四位本科生共同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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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是東盟成員國之一，近年經濟增長迅速。2024年，越南以7.09%的GDP成長率領先東盟，吸引外資超過380億美元。其中，中資以28.4億美元位居第三，佔外資總額14.4%。在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浪潮中，越南正迅速崛起為製造業新興強國，成為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

記者： 鄧梓傑  黃偉盛  蔡博燊  周勝東  林佳容  林凱倫  

（這是新聞及傳播學系6位本科生及碩士生共同完成的作品。他們於5月下旬前往越南胡志明市進行海外採訪拍攝，拍攝經費獲得香港新聞教育基金資助港幣三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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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性教育課程長期忽略對多元性取向的教育，使學生缺乏對性向多元化的認識，這削弱了對性向的包容性，並使性小衆學生感到被邊緣化。有立法會議員呼籲完善性教育課程，加入多元性取向的教育，培養學生正面的性價值觀和態度，學會尊重不同性向人士。

記者：謝旻恩  伍思晴

多元性取向的空白

根據2022年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本港中學實施全面性教育研究》，發現香港中學在2018/19學年性教育實施情況不理想。調查涵蓋473間中學，回收203份問卷，顯示超過一半學校（53.2%）未在課程或活動中涵蓋「性傾向與性別認同」，僅少數學校偶爾觸及相關內容。中三的「公民、經濟與社會科」教材以異性戀關係為核心，幾乎忽略同性戀、雙性戀及跨性別等多元性取向討論，凸顯課程未能全面反映現實的情況。

香港立法會議員郭玲麗表示，香港性教育已有進步，近年納入課程框架成為必修科目，顯示教育局重視此議題。課程內容從過往聚焦生殖系統及青春期的變化，進展至強調「良性教育」，包括兩性平等及健康人際相處。然而，她認為課程仍需完善，特別是在多元性取向教育方面，以提升社會對性別多元化的接納。她說：「我們要告訴學生，怎樣分別和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藉此培養學生尊重性別多元及健康人際關係的能力，抵禦網絡虛假資訊及情感陷阱，確保下一代在包容的社會中成長。

宗教價值與多元性向

部分有宗教背景的學校在性教育上不接受同性戀，並强調婚前要保持貞潔，不可離婚等，而別的學校則鼓勵尊重個人選擇。郭玲麗議員建議教育局透過教師培訓，統一核心價值觀，如婚姻責任與兩性平等，同時允許學校保留靈活性，以平衡宗教背景與教育目標。她說：「每一個學生的背景不同，這個彈性要給學校處理。」

中三學生Mable（化名）表示，其學校性教育由具宗教背景的社工或教師教授，聚焦道德規範而非科學知識，幾乎未提及多元性取向，甚至聽到「反同」言論，令她感到課程缺乏包容性。中四學生Stepie（化名）亦指，學校從未提及關於LGBT（非異性戀者）的內容，僅提及異性戀關係及生理知識，「好像性傾向或性別認同不存在」，讓她感到自己的雙性戀身份被否定。

Stepie（化名）表示，同學用「怪」或「同性戀真噁心」等詞開玩笑，讓她不敢公開雙性戀身份。她曾向輔導老師傾訴，但僅獲「青春期迷茫」的回應，令她更封閉。中四學生Grace（化名）亦指，課程甚少提及不同性取向，未能回應學生需求。

中學教師Ben（化名）認為，香港社會保守及課時有限導致課程忽略性小眾的話題，建議讓學生認識不同的性別光譜，學習尊重和接納不同性別傾向的人。Ben也指出，在討論相關議題時，由於同事們的意見分歧及管理層態度保守，使LGBT議題難以納入課堂。

新議題——與AI談戀愛

郭玲麗議員關注網絡時代的挑戰，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興起，青少年可能與AI談戀愛。她認為性教育應探討這些新興倫理議題，幫助學生理解虛擬與現實情感的界線。她說：「我們要告訴學生，怎樣分辨網絡戀情，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此外，她指出網絡情感詐騙常有發生，建議教導學生識別詐騙陷阱，並引導學生在現實世界建立穩健的情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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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職難」在内地已成為廣泛關注的問題，特別是求職者年齡在「35歲以上」，各大機構也想盡方法篩選掉這部分「人才」，包括以「優化」的名義、考公年齡設限、招聘啟事暗藏「35歲以下」的要求，從年齡、性別、學歷、戶籍等設定隱性門檻。「35歲危機」已成爲中國職場最尖銳的社會議題之一。這個本該處於職業黃金期的年齡，卻成爲無數人職業生涯的分水嶺。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35歲以上求職者平均投遞38份簡歷才能獲得一次面試機會。今年多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呼籲修改相關法律，將反就業歧視納入其中，給予明確法律規制，以實現平等就業。爲何「35歲」會是一個分界綫？求職者又遭遇了一些什麽經歷？

記者：陳之桴

人生的「​暫停鍵」

37歲的劉先生十年前畢業於安徽省芜湖市一所本科院校，適逢中國房地產市場高速增長期，憑借機遇進入家鄉的房地產廣告策劃公司。五年間，他憑才幹和勤奮從初級策劃一路晉升為副經理，年收入也隨業績提升至入職時的五倍。

然前年起，當地房地產市場開始降溫，公司廣告收入隨之下滑。今年初，企業啟動新一輪裁員，劉先生亦在其中。

接到裁員通知的第二天，他即聯繫以往同行，希望憑人脈再覓崗位，才發現對方多數也在裁員邊緣、根本無增員需求。更令他打擊深重的是：在多家房企和廣告傳媒公司面試時，面試官幾乎不詢問其十年業績與經驗，反而只看簡歷上的年齡，一律以「超過35周歲」拒之門外。

連續數月的碰壁和冷遇，讓這位家庭頂梁柱心生迷茫與焦慮。他回想自己十年深耕專業，卻因行業下行與「年齡歧視」難以再就業，每日空蕩日程、未完成的項目和往昔同事的歡聲笑語，一併化作揮之不去的回憶，令他陷入自我懷疑的深淵。

「我感覺自己的人生甚至生活，突然被按下一次『暫停鍵』，心中充滿悲涼、無奈、憤懣。」

經過將近半年的自我調適，劉先生從失落、焦躁逐漸回歸理性。他冷靜反思，重新審視自身職業路徑，將焦慮轉化為學習新知的動力，開始涉獵此前未曾嘗試的行業領域，並規劃職業升級與轉型，準備踏上新的求職之路。

求職「年齡歧視」

37歲的胡女士出身於南方某城市郊區的菜農家庭，十五年前自中職的衛生學校畢業後，連續三年參加各類護士招聘考試，卻始終未能進入公辦醫院。25歲時，她透過勞務市場（因擔心學歷限制，不敢去人才市場）找到一份企業出納工作，一幹就是兩年。27歲時結婚後，出於對工作穩定的顧慮，她與丈夫商量後推遲到30歲才生育第一胎。產後，她辭去了出納職位，成為全職太太，直至孩子入幼兒園後才開始重返職場。

回歸之路卻異常艱辛：她因學歷僅為大專、缺乏特殊技能，奔波於勞務市場，投遞的簡歷均被刷下；再到政府組織的人才市場招聘會，現場多為本科、碩士甚至博士生，自己手中的簡歷連遞都無機會。熱門國企崗位數千人競爭，基層民企又設「35歲」年齡門檻，令她數度當場被以「超過年齡上限」拒之門外。

「俗話説：女本柔弱，爲母則剛。每當我抱起年幼的孩子，看到孩子可愛的小臉，對求職，心裡又充滿了期待。」

經過近兩年持續碰壁後，胡女士終於在一家旅遊開發公司應聘成功，擔任出納會計，月薪僅2000元(人民幣)，雖享受五險卻無公積金，因已過35歲亦無力再議薪資。如今她倍加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默默埋頭盡責，深切感受到「學歷貶值」與「年齡歧視」給中年女性再就業帶來的雙重困境。

HR：「年輕崇拜」

黃小平是銳士方達公司人力資源部的主管。他表示，企業設置「35歲門檻」的主要原因是擔心年齡增長會導致員工工作動力下降、加班意願減弱，尤其是對需要高強度加班的行業影響更大。這種現象在各行業都存在，但在IT等高強度、年輕化導向的行業更爲普遍。

黃小平說：「35 歲後，上有老，下有小，個人投入到工作上的時間和精力不如剛畢業的年輕人。」他解釋道，35歲以上員工通常面臨更重的家庭責任，企業認爲他們的工作投入度可能不如年輕人。此外，企業對健康風險的顧慮以及職場「年輕崇拜」文化也加劇了這一現象。不過，在職員工通常不受「35歲門檻」影響，這一限制主要針對新招聘人員。

專家：「不要自我設限」

面對當下35歲求職難題，資深人力資源專家、舉賢人才集團董事長王尚峰指出，儘管勞動法規明令禁止基於年齡的職場歧視，但企業在招聘中規避35歲以上求職者，早已成為潛規則。其背後有四大邏輯：一是中年人才資歷深，薪資預期高；二是企業認為其學習能力與變通度下降；三是家庭牽絆多、精力分散；四是不如年輕人「白紙好畫」、容易塑造文化認同。

王尚峰認同若這一現象大規模蔓延，後果不容小覷。他指出中年人才多為家庭經濟支柱，一旦失業，將使家庭陷入困境；更大層面上，則會造成職場的結構性人才斷層與社會資源浪費。

王尚峰指出，企業與政府應共同承擔責任。他認為，企業一方面應強化內部培訓制度，協助年長員工更新知識與技能，另一方面也應建立年齡多元化的人才梯隊，讓不同年齡層的人都能在合適的崗位上發揮價值。他直言：「不是年齡問題，而是機制問題，年齡多元才能讓企業更穩健。」

至於政府與主管機構，王尚峰建議應從法規層面明確禁止招聘中的年齡歧視，並推動國有企事業單位率先吸納中年人才。同時，也可鼓勵高素質人才「出海」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讓豐富經驗在新興市場發揮作用。另方面，行業協會也應表彰吸納不同年齡層人才的企業，塑造正向示範。

對於求職者個人，王尚峰認為最重要的是不要自我設限。他提醒中年人才要對自身能力有信心，不應陷入「職業鄙視鏈」，更要持續學習、與時俱進，拒絕「知識老化」與「自我放棄」。他強調，保持開放與進取的心態，是突破年齡焦慮的根本途徑。王尚峰總結道：「35歲職場焦慮不是個人問題，而是歷史與時代的交匯點，只有政策、企業與個體三方同時努力，才可能真正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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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生成式人工智能ChatGPT於2022年末面世以來，成爲了人們的好幫手，特別在處理文字、圖像、資料分析等方面。隨後其他的人工智能（AI）系統相繼推出，而且越發完善，例如DeepSeek，Grok，Copilot等，逐步成爲人們日常不可或缺的工具。在高等教育界，AI更成爲炙手可熱的工具，廣泛應用於教學及科研上，當然也大受學生歡迎，學生多「善用」人工智能，能夠更高效地完成作業。AI工具的出現，是幫助學習還是影響學習？

記者：蔡博燊

AI是助學神器還是懶人幫手

在香港部分大學，人工智能已逐步融入教學體系，成為培養學生技能的重要一環。例如香港理工大學在低年級開設了AI的相關課程，就讀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專業的姜同學介紹道，這些課程涵蓋了機器學習的種類以及概念等內容，能夠幫助同學們掌握前沿技術，順應時代需求。

而在個人學習方面，人工智能同樣發揮了巨大作用，工商管理專業的李同學借助AI分析商業案例，常常可以挖掘出新的思路；建築學專業的吳同學認為AI可以幫忙節省時間，「比如我要設計一張椅子，之前要各種翻書，上網搜很多網頁查看尺寸，現在問一下AI各部分的尺寸如何就可以了」；而中國文學專業的鄭同學感受到AI的個性化便利，「有時候寫文章，思緒很亂的時候，自己非常難去進行整理，但是AI能夠很耐心一遍遍幫助我修正。」她認爲AI不僅使得她更高效地完成文學創作，還能幫助她更好的去深入學習該領域。當然，還少不了學生大力借助AI來完成作業，也讓老師甚為頭疼。

隨著大學生「善用」人工智能，學術誠信這個問題也備受關注。根據文匯網引述有公信力的學術期刊《自然》的調查顯示，68%的受訪者擔心生成式人工智能會促進抄襲，同時也認為這些工具生成的內容更難檢測。爲此，香港多所大學迅速出臺相關政策，教大要求學生使用AI完成功課時須申報，以確保學術誠信，中大發佈人工智能使用指南，幫助學生合規使用人工智能。針對大學如何避免濫用人工智能導致學術不端的情況，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介紹道，目前有一種「以AI治AI」的方法，「有學者跟我說，畢竟AI生成的文本也是來自現成資料，大學如能善用AI的大數據分析能力，反而更能找出抄襲或剽竊。」

AI應學「為人之道」

當人工智能能夠以毫秒級讀取千萬份文獻，讓知識變得觸手可及，它的高效便捷不禁讓人思考，在目前大學的學習中，還需要哪些不可或缺的「必修課」呢？中國文學專業的鄭同學認為，人文學科難以被AI所取代，「對於中文這類學科，人類比AI擁有更多優勢。」她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人文學科的學習更依賴於知識的積累，人類可以通過視覺、聽覺等多感官不同渠道去接收資訊，實現多方面知識的累積，而AI目前只能通過單方面接收資訊。

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的蔡秀英教授認爲，在AI時代，面對甚囂塵上的「文科無用論」，AI時代的人文類學科必須保留，「哲學教我們思辨，藝術培養創造力，社科類學科讓我們研究社會，這些都至關重要。」蔡教授進一步強調，AI雖能在技術層面快速滿足需求，但人性倫理的道德哲學、培養批判性思維的邏輯課程等「為人之道」，必須固守課程體系的核心地位，「AI作為一個輔助我們的工具，如果要發展，需要人文社科類的東西去支撐它，豐富它，去引領他向更加人性化的方面去發展，也正是現在所謂的『人工智能向善』的思考。」

高校AI「起跑綫」的差異

近期科大團隊研發AI大模型供學生使用，港大團隊開發AI自動科研助理系統助力學生科研，而理工大學的姜同學介紹道，學生在學校特定的網站上，可以免費且不受限制的使用現在市面上主流的AI工具，例如ChatGPT等，「ChatGPT在中國區內是禁止使用的，哪怕要用也需要通過很多途徑，例如境外帳戶，境外銀行卡等等才可以取得使用權限，但是學校考慮到了這一點，並提供了如此便利的使用途徑。」他認為學校提供這個平臺對於同學的學習和科研而言是非常重要的。

但香港部分自資專上院校因資源匱乏，至今未能提供多元人工智能平臺供學生使用。教育界立法會議員朱國強指出，「香港的專上教育發展，一直存在資助大學與自資專上院校存在資源懸殊的問題，絕非僅於AI資源與技術上。」他認爲，不同院校的規模與發展定位不同，追求「平等分配」並不現實。他建議可以鼓勵公私營合作，吸引更多創新科技產業公司向有需要的院校提供優惠或技術支援。當然還有善用開源的AI 模型和技術，開源軟件允許用戶免費使用、修改和再分發，這樣也可達到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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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育局早前上載的中三級「公民、經濟與社會科」教材，建議學生簽訂承諾書拒絕婚前性行為並設定親密界線，引發社會廣泛議論。有批評指這份教材過於保守，未能回應青少年在網絡時代的實際需求，更凸顯香港性教育規劃內容零散、不夠全面，長期以來被指過時和不足。面對「性」資訊氾濫與知識需求的落差，各方意見均指香港性教育規劃有需要積極採取多元措施，確保學生能獲得相關的知識而不是一知半解。

記者：謝旻恩  伍思晴

資訊氾濫與知識誤區

互聯網的普及讓青少年輕易接觸性相關資訊，但這些內容良莠不齊，充斥誤導與偏見。香港立法會議員郭玲麗指出，在網絡上充斥著不當色情內容、網絡戀愛詐騙及人工智能（AI）衍生的倫理問題（例如AI生成的不當色情影像及AI聊天機器人或虛擬伴侶可能誘導不健康的情感依賴等），均可能扭曲青少年對性的認知。她強調，學校應成為傳遞正確性觀念與人際關係知識的核心平台，幫助學生辨別資訊真偽，建立健康的情感與性觀念。

性教育現況  零散且淺薄

根據香港家庭計劃指導會2021年的「青少年與性研究」報告中，8,343名中一至中六學生（3,713名女生、4,630名男生）回答12道與性相關的題目，中三至中六生平均答對8題，中一至中二生僅答對不到6題，顯示性知識基礎薄弱。

中三學生Mable（化名）坦言，學校性教育流於形式，僅限於每學期一次的講座或於早會簡短提及，內容淺薄且零散。她回憶，中二時參加的講座涵蓋避孕、性病預防及關於色情刊物的提醒，但缺乏實用指引。早會討論兩性議題時，教師常引用宗教經文強調禁慾與婚姻內性行為的「正確性」，「感覺像在聽道德課，而不是學怎麼保護自己。」生物課則僅介紹生殖系統的解剖圖與受精過程，至於避孕方法、性病傳播途徑及性同意等實務議題幾乎未觸及。

中一學生Jack（化名）與Stephen（化名）亦表示，學校性教育的課堂有限，內容模糊。Jack提到，講座雖提及避孕套與避孕藥，但未解釋使用方法或失敗風險，例如避孕藥需每日定時服用。「我想知道具體操作和風險，但老師沒講清楚。」這種「蜻蜓點水」的教學方式，難以滿足學生的知識需求。

內容與需求脫節

註冊社工Ronia指出，現行性教育課程偏重生理知識，忽略情感關係、性傾向、性別認同及性同意等關鍵議題。青少年正處於探索自我及人際關係的階段，極需心理健康、界限設定及多元性別的指引。她接觸的學生常問：「如何分辨健康的感情關係？」「同性戀是不是不正常？」「被性騷擾該怎麼辦？」這些問題反映學生在情感處理與自我保護上的困惑。然而，課程多以單向知識傳授為主，缺乏傾聽及討論，未能回應網絡色情氾濫或同儕壓力等現實挑戰。

中三學生Mable（化名）抱怨道，講座內容抽象，未能提供實用建議。「我們想知道怎麼在感情中保護自己，但宗教經文給不了答案。」Jack則希望課程使用更明確的語言，涵蓋與學生生活相關的主題，使內容更易理解，並解決現有表達含糊不清的問題。

性教育課程需與時俱進

郭玲麗議員呼籲教育局制定連貫的性教育課程框架，從幼稚園到中學按年齡分階段設計內容，小學階段注重生理知識與性別尊重，初中引入情感教育與網絡安全，高中則加強性騷擾與性暴力預防教育，幫助學生分辨不同層次的性侵害行為。她亦關注語言教育，指出中學生常見的粗口文化反映對性相關語言的無知，建議教師引導學生理解語言含義，選擇恰當表達方式。同時，郭玲麗議員肯定教育局近年將性教育納入公民與社會發展科，涵蓋青春期變化、性安全、性別平等及兩性相處，並新增「良性教育」強調男女尊重。然而，郭議員補充說：「現行性教育課程雖已進步，但仍需完善，以應對網絡時代的挑戰，例如虛假資訊與情感陷阱對青少年性觀念的影響。」

培訓教師幫助學生解疑

教師在性教育中的角色至關重要，但在這方面的培訓不足。郭玲麗議員分享早年實習經歷，部分教師因害羞跳過性教育章節，顯示專業準備不足。她呼籲加強教師培訓，裝備教師以科學、開放的態度引導學生，並在學生求助時提供適切建議，而非立即轉介社工。但至於性教育課程應否更進一步獨立成科或者規範教授模式，郭議員則支持讓學校保留教學彈性，因不同學校的學生背景與需求各異。加上現行課程已通過公社科、德育及人文科學科涵蓋性教育元素，並已規範課時，所以她不建議獨立成科，以免課時分配不均或內容過深。

家長與NGO協作

郭玲麗強調家長的角色尤爲關鍵，建議教育局提供指引，協助家長以科學方式與子女討論性話題。她亦肯定非政府組織（NGO）的貢獻，指NGO可提供家庭關係輔導、行為介入及未婚媽媽支援等多元化服務，補充學校教育的不足。社工Ronia則建議學校培訓教職員，提升對性別認同與性傾向的專業知識，並設立線上輔導與朋輩支援小組，為性別多元學生提供安全空間。她強調將性別多元內容融入課程，促進學生對差異的尊重與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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