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認為結婚是人生大事之一，也憧憬著如何辦婚禮。但過去一年多，疫情來襲，政府對婚禮及婚宴加設防疫措施，令新人大失預算，婚禮也在不似預期下舉行。另一方面，有婚禮統籌，因應政府的防疫限制，設計「輕婚禮」，希望令新人在符合政府限制下，仍可有一個難忘的婚禮。 記者：李肇庭 施詠鏵 鍾卓穎 婚禮統籌：開拓「輕婚禮」市場 婚禮統籌吳小姐在疫情初期便開拓了「輕婚禮」的市場，她表示當時同業之間還未有人想到婚禮也可以簡化至「輕婚禮」。 「輕婚禮」的特點是出席人數較少，與傳統婚禮比較，「輕婚禮」不設婚宴，不提供飲食和祝酒環節，但同樣會有攝影師、化妝師等，亦有律師到場證婚、簽紙儀式和揭頭紗環節等。為符合政府防疫規例，出席人數不多於政府限定的人數。 吳小姐說，她在去年3月左右已有策劃「輕婚禮」的想法，原因是疫情下諸多限制，婚禮也需要求變。她與婚禮場地商討後，到去年6月正式實行了這個想法。她說疫情之下，始終有新人要結婚，亦有新人舉行「輕婚禮」結合社交媒體直播，讓海內外的親朋好友也可以觀看婚禮，她說有約七至八成新人會採用這個模式。當中有約一至兩成新人會聘請專業團隊製作婚禮，例如聘用攝製隊為婚禮直播。 吳小姐預計未來「輕婚禮」會是新人的另一個選項，因為有不少新人發現以「輕婚禮」形式舉行婚禮，簡單而又溫馨，新人可以更適切照顧每一位賓客，與賓客有更多的交流，不只是打招呼和合照，時間管理上亦較為輕鬆。有新人曾向她反映，認為婚禮只是想給親人、長輩有一個交代，「輕婚禮」能滿足一些崇尚節約的新人。她形容「婚禮一日，婚姻一世」，「輕婚禮」不代表不是一個真正的婚禮，只要是新人喜歡，新人雙方父母都接受便可以。她又期望待疫情穩定，政府放寬防疫措施後，可在「輕婚禮」當中加插小型派對、雞尾酒會等，可令婚禮錦上添花。 新人稱婚宴猶如「賭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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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被揭發為百年古蹟，民間便掀起一股尋古蹟熱潮，由古蹟推動的深度遊再度引起關注。深度遊屬文化層面上的旅遊，即將旅遊和歷史、民俗風情和建築文化等元素融合。但有深度遊組織指現時仍欠缺合適的發展模式，而參與本地深度遊的，除了歐美遊客外，便是一些本地的長期「擁躉」，市場仍屬小眾未能擴大。 記者：刁欽明 彭永曦 阮淦良 本港旅遊業過度依賴購物及美食，令本地遊多元化的一面未能呈現。因此，政府於2017年10月由財政司司長主持的旅遊事務高層統籌會議中，曾提到要推動旅遊產業多元化，主要向生態、古蹟、文化等深度遊發展，以迎合全球旅客的新需求。 深度遊吸引國際旅客 有主辦深度遊的組織認為，隨著公衆保護文物的意識增强，深度遊也越來越受歡迎。香港史學會舉辦深度遊逾10年，其理事施志明博士指過去的旅遊模式大多只是單純參觀景點並沒再深入探究，但隨着整體市民的文化質素比以前提高，「依家旅遊會想深度少少，想知更加多」，因此深度遊的市場才逐漸抬頭。 而早在2013年已提供深度遊的「活現香港」其執行董事鄧彥心則指，「深度遊係一種國際嘅趨勢」，鄧指其顧客大多來自歐美澳紐等地區，教育程度普遍較高，而鼓勵大量消費模式並不適合他們。她更指出不少傳統旅行社在疫情下皆意識到需將產業多元化，因為近年國際旅客來港時不再只去「大景點」，而她們最受歡迎的深度遊「舊城中環」（Old Town Central），便利用中環充滿殖民時期和未來式建築的特色，向遊客講述殖民地的故事，更會藉寺廟向外國人講述民間的宗教習俗。所以她認為業界除了鼓勵大量消費的旅遊模式外，仍需要多方面發展去吸引國際遊客。 […]
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庫在去年底清拆時才被發現，這座蓄水池有逾百年歷史為罕見的古羅馬建築，在輿論壓力下水務署才煞停工程，爲此香港的古物保育機制再次受到質疑。有學者及關注組織認爲，目前本港的保育機制比内地的落後許多，並未有一個完善的機制來評核和保育文物建築，以至許多文物被破壞或缺乏保育。 記者：刁欽明 彭永曦 阮淦良 學者批本港古物保護機制落後 發展局在4月中回覆立法會財委會質詢時表示，過去5年（2016年至2020年）共有15幢已評級或擬議評的歷史建築已被拆卸，當中包括二級或三級的歷史建築，包括灣仔錫克廟及香港佑寧堂等。 歷史學者蕭國健指現時香港的保育機制明顯比其他地方落後，因為本港沒有獨立政府部門管理歷史文物。他以澳門為例，指出澳門的古蹟交由社會文化司管理，而且澳門有對文物保護立法；反觀香港的評級機制沒有法律效力，而且香港的歷史文物是由處級管理，管理部門的級別比澳門低兩級，因此古蹟辦事處的權力不足，而且每項事宜也需要經過很多部門審批。 蕭教授指出內地的文物保育遠比香港優勝，他提到南越王墓被發現後，中央政府即時策劃把該墓建成展覽館，讓該墓得以保存及成為參觀景點。「你再睇吓香港啲古蹟咪就咁放喺路邊，前面就有檔小販擺賣，但係內地會將古蹟維修到靚一靚㗎。」 另外，蕭亦指出香港現時在文物保護方面未有整體的規劃，仍然停留於「點」的層面。他以法國的香榭麗舍大道為例，指巴黎鐵塔的對面便是凱旋門，這便是「一條線」的保護。「我都想香港體驗點線面，但立法會就會話要用好多錢，一講到錢就冇得講。」因為文物能否得到保育的最終決定權也是由立法會決定。 古諮會委員：評級機制過時 […]
「傳媒代表」新定義實施已兩個多月，有記者表示在衝突現場確實少了一些網媒及學生記者在採訪。有學者則認爲，警方近期一連串針對傳媒的做法，無疑會影響新聞採訪的自由。警方回應查詢時重申，是次修訂主要是便利警務人員能更有效及快捷地辨識傳媒身份。 記者：李肇庭 施詠鏵 鍾卓穎 陳朗昇：新規定不應用作篩選傳媒 身兼立場新聞記者的記協副主席陳朗昇說，留意到在修訂「傳媒代表」定義後，到衝突現場採訪的網媒及學生記者比以往少，特別是年紀小、中學生一批的記者，可見在新定義下的確有所影響。過去曾在衝突現場採訪期間被警員截查的他認為，在修訂定義後，有或沒有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暫時看不見有甚麼分別。陳朗昇表示，政府新聞處新聞發布系統原來的用意是協助政府向傳媒發放資訊，而不是用於篩選傳媒，警方現時的做法是張冠李戴。 陳朗昇又認為，近月一連串針對傳媒的事件，未來必然會進一步收窄傳媒的採訪空間及新聞自由。尤其是在《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在現時的政治氣氛下「乜都有機會出現」。 學者：警方修訂定義做法不太合理 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蘇鑰機教授說，原則上不應由警方定義何謂記者，因為他們對新聞業界基本是缺乏了解。他認為警方修訂「傳媒代表」定義的做法不太合理。 至於是否有需要收窄「傳媒代表」定義，蘇鑰機認為在去年的衝突現場可能有需要協調在場人士採訪。他說有太多網媒記者或市民在現場採訪或目擊事件，會影響專業記者的工作，但這些情況不是經常發生。他認為如果政府以阻礙記者工作為由，將有關做法收緊，相信專業記者也不想發生如此情況，「佢哋寧願被市民阻礙少少，留有自由度畀記者工作」。 […]
九月下旬，警方在未有諮詢業界的情況下，修改《警察通例》下「傳媒代表」的定義。爲此，不少網媒、學生媒體及自由新聞工作者受影響。有網媒因此向政府新聞處申請成為登記用戶，但也有學生媒體因爲不符合規定而未有申請，導致學生記者對到衝突現場採訪有所顧忌。 記者：李肇庭 施詠鏵 鍾卓穎 學生媒體：減少現場採訪 學生媒體未能夠符合申請條件，主要是新聞處規定登記傳媒必須是「定期採訪及向公眾報道原創新聞為主的大眾新聞傳媒機構」，對於發生事才採訪的學生媒體，很難符合上述要求。 化名「W同學」的恆大編委成員認為在衝突現場，不同的警員對記者的態度都有所不同，而對「記者」的定義亦不一樣。他舉例有一次有記協的觀察員在場，警員對「記者」的定義相對寬鬆。他說防暴警員「唔會識邊間打邊間」，他曾詢問防暴警員如何分辨記者的身份，有防暴警員稱「自己唔熟唔專業」，要交由在場的傳媒聯絡隊隊員處理。 「W同學」又說，自《港區國安法》在6月底生效之後，學生記者在現場採訪已經有所顧忌，繼而警方修訂了「傳媒代表」定義，除非事件特別嚴重，否則都未必會到現場採訪。 理大編委成員Billy表示，在「傳媒代表」定義修訂前，他到元朗形點商場採訪「7.21事件一週年」，警員設下封鎖線包圍在場記者，當時有警員稱只承認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發出的記者證，或者該媒體有辦理商業登記。理大編委因不符上述要求，他們的記者被票控7張限聚令告票。Billy認為在修訂定義前，警方就已在打壓網媒及學生媒體的採訪。他說在修訂定義後，採訪時都會避開警方的封鎖線，以免被票控。 網媒登記需定期採訪及報道 […]
教育局大刀闊斧改革通識科，決定為科目重整、刪減一半課程內容及改變評分制度，令一眾通識科老師首當其衝，還有的就是一群實習老師與正在修讀通識教育的學生。有通識科實習老師表示，這突如其來的變化，令他覺得教通識科「無前途」。而正在就讀通識教育的大學生，就擔心畢業後難找到教席。 記者：刁欽明 彭永曦 阮淦良 現職通識科老師的Eric（化名）表示現時日校中屬編制內的通識科老師，在學科改革下就要面對轉型問題，視乎自己的學歷背景去兼教其他科目，如人文學科及數學等。Eric稱是次學科大改動中，最大受害者為一些主教通識、正接受師資培訓的老師或正修讀通識教育的大學生，他們必須要轉型，否則會面臨失業的問題。 通識實習老師：沒有前途可言 在元朗一所中學任職通識科實習老師的Michael指，是次改革令他十分憂慮自己的前途，「對主教通識嘅老師來講可以話係無前途可言」。Michael稱改革後的通識科將評分制度改變，又將課時減半，某程度上該科的重要性會被降低。他提到改革決定落實後，一些大學教授或者其他通識老師，甚至學校的通識科主任都叫他另尋後路，「有啲直接建議我哋讀其他科先幫到搵工，因為將來其他學校未必會再請純通識老師。」 他直言是次教育局做決定時完全沒有諮詢過現職的通識老師，直斥教育局思毫沒考慮過通識老師的困難，「如果會考慮我哋嘅話起碼會諮詢我哋」。他指現時仍未轉作長約（即編制內）的通識老師，可能會面臨下學年就被解約的問題，更何況一群實習老師與正在修讀通識教育的學生。 通識教育學生：擔心無教席 在教育大學就讀通識教育四年級的Kathy指通識科學生普遍較擔心教席問題。她坦言對於前景不擔心，因為她沒有打算成為老師，但通識科改革對其他同學的影響頗大。對於想成為老師的同學而言，科目改革後高中的通識課程內容減半，變相通識科老師的工作會減少，學校對通識科老師的需求只會越來越少，因此學生未必能夠容易找到教席。 […]
